现今中共官场败坏带动整个社会的沦落，而由体制性造成的败坏则更是无可救药。

历朝历代败亡均以吏治腐败为先，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现今中共官场败坏带动整个社会的沦落，而由体制性造成的败坏则更是无可救药。

近期多个中国大陆地方高官远调要职，因为官员属问题之身，备受关注。观察过往，即使在进入所谓“新时代”，彼种官员被处理后不久复出任要职的情况比比皆是，可怕的是，诸多职位管辖涉及国计民生，此等官员复出祸害无穷。如今，最近这批有问题的官员，更无需时间间隔，迅速被远调要职，不但疑似“避风”，更属“嘉奖”。

中共三高官调离原职内情不寻常

2月27日下午，黑龙江电视新闻显示，原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以黑龙江省委常委身份出现在黑龙江省委常委会会议，证实王已调离西安。从前后担任的职位级别看，属平调。

而在这之前，因秦岭违建别墅案，陕西官场特别是西安官场经历“官场地震”，大批官员落马，至今未息。

在中共十九大上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王永康，2016年底起作为西安一把手，而这几年间当地发生破坏秦岭生态的违建事端，难免受到牵连。王永康此番调离，当然有所指向，毕竟西安已成是非之地。

另一名高官、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王君正2月11日远赴新疆任职，当时官方没有披露职务，26日的官方报导指，王君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新疆被视为中共维稳大省，政法委书记是敏感职位，虽是平调，在当局看来，也是一大要职。

王君正2016年1月起任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而去年7月发生的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引发了全社会关注。网络上曾出现举报信，以“上访”的方式请求当局对王君正在“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追责。

2018年8月16日，当局已对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进行所谓“最强问责”，时任长春市长刘长龙引咎辞职。王君正此番安全被调离，最终在新疆获任重要职位，引人遐想。

还有一个是上海官员，2月26日，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异地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并传近日将会接任辽宁省长职务。周波曾是上海“首虎”艾宝俊的旧部，并且在艾落马仅一个月后，2015年12月21日就因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受过严重警告处分，不过后来却出人意料“咸鱼翻生”，连续受重用。

在遭党内严重警告不到一年的时间，周波在2016年12月7日，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核心权力圈，担任常委。2017年1月25日，周波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去年12月19日，周波率领135人代表团出席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显然颇受当局器重。

这一次周波远赴辽宁，且官升半级，更属仕途更进一步。

当然，相对于一些官员仅因为违反中共的内部“帮规”而被惩治，如周波，那些因渎职等问题导致人祸的官员，如涉问题疫苗案的王君正，更为可恶。

问题官员被“问责”后复出已成中共体制痼疾带来问题会很严重

事实上，中共的问题官员即使被“问责”也会很快复出。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官场已不胜枚举。

也与疫苗丑闻有关，去年11月中，山东省大数据局挂牌成立，出任该省大数据局首任局长的马越男，此前任该省食药监局书记兼局长，曾因不合格疫苗事件受到诫勉问责。

据悉，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受到诫勉的领导官员，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但马越男受处罚不足四个月就获重任。官方重用这类刚受处分的官员，引起质疑。

当时有网民评论说：“这个国家还有救么？谁能告诉我”、“原来渎职的下场是这个，真的好棒哦，好想当官哦，铁饭碗呢”、“证监会祸害股民幼儿园祸害小孩药监局祸害家长，中国人早晚叫这些人祸害死”。

公众意见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前例的教训是沉痛的（但中共不痛），如恶梦般挥之不去：

十年前三鹿毒奶事件的受罚者、当时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也曾是这几年来中国药品监管的最高头衔拥有者。2009年3月当局处理三鹿事件时，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的孙咸泽被记过，但并未撤职。随后，孙咸泽于2009年12月转岗到药品安全监管司任司长。之后一路晋升，2011年6月，孙咸泽任中国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主任。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孙咸泽还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同时还兼任药品安全总监，主管药品安全问题。去年2月，孙咸泽已经退居二线，2017年底就已爆发的吉林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在他任上并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最终是去年7月这轮疫苗丑闻的总爆发……

去年7月长春长生生物公司引爆疫苗危机后，当局陆续追责包括7名部级官员在内的数十名国务院部部和地方的相关官员，其中原食品药品监管（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被查。

当局对一些官员的处理，甚至个别被重判，似乎有通过牺牲几个官员为现有体制保驾护航的嫌疑。但这些官员被认为只是这个腐败、失效体制的替罪羊。因为更多的官员被“保护”了下来。

人们更忧虑的是，遭到撤职或者记过的官员在随后的官场沉浮中，也会全部得到了重新任用甚至是晋升。这已形成中共对涉公共事故官员问责的典型模式。那些问责官员可能在某天仍然可以复出，重新成为百姓生命安危的掌控者。

陆媒早在2015年的一篇报导就指出，2008年至2015年间，40名引起舆论关注的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已复出。

例如2009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中共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后均复出。

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副省长张建民，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市长刘志杰，当时被免职，后也都“集体”复出。

因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被撤职的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2012年初在远赴新疆担任喀什地委副书记后，2015年重返上海，出任国有独资的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

当下最高级别的问题官员升任要职的，应属韩正。韩正主政上海时连续发生特大火灾和踩踏惨案，其未受处理曾引发极大争议。不过韩正在中共十九大上照样官升政治局常委。

人祸后丢官再复出不止是恶体制问题

难怪有人笑说，按照中共的逻辑，这些官员实际上“是替党分担了忧愁、背了黑锅、担了担子的”。在这种情况下，党觉得他是有功的，有了机会还是要重用的。他们被认为是“党可以信任的同志”。

其实，即使在封建时期的明朝，官员工作失职，也是永不录用。《崇祯长编》曾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皇帝巡视城工，“特参朝阳、东直门监督主事方应明好逸旷工，竣役无日，帝以浚河事关城守，方应明何得玩视偷安，命褫其职，廷杖六十，发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由此看来，在人祸后丢官仍可复出高就，古今中外唯有在中共红朝有此吏治特色了。

但是，还不止是恶的体制问题，这个以无神论为宗，不讲道德的党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其已经到了为保政权的目的而不惜造假、找替罪羊，不顾一切地公开搞官官相护。

例如，最近引爆舆论的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事件出现惊天大反转，中共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称，卷宗失踪系举报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所为，被认定“涉嫌犯罪”的王林清随即“央视认罪”，而揭露此案的民间“大英雄”崔永元盛传已经受到控制。原来作为矛头指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预料会咸鱼翻生。尽管有人预测有内斗成分，但客观上看，这桩奇案再次成为中共权贵在面对政权危机前的“抱团自保”、官官相护的又一经典案例。

来源：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唐破阵

2019-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