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封锁信息和审查网络，人民没有信息和言论自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慈禧执政的清朝末年，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远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好得多，比今天也强不少。

你可能不信，一百多年前“最腐朽”、“最反动”、“最残暴”、“最不自由”的封建皇帝时期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会比“人民当家作主”后的今天强？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1、那时候民间可以办报

中国人在境内办的第一份民间报纸就是在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创办的。那是1873年，一个叫艾小梅的人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

虽然北京从明朝起就一直有民办的《京报》，但那是政府机关报“邸报”的翻印板，是原腔原调一个音符都不走板的主旋律的扬声器。

而《昭文新报》却不传播主旋律，不登载中央文件和干部讲话，而是刊登些轶闻趣事诗词小品之类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史上，艾小梅是第一个吃螃蟹自办媒体的。尽管《昭文新报》因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但它的历史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以慈禧为太后的中国政府也很了不起，它允许艾小梅吃第一个螃蟹，允许民间办报。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

那时候政府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机关报。政府更没有宣传系统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中国的第一家通讯社《中兴通讯社》也是在慈禧时期创办的，当然也是民办。那是1904年在广州由一个名叫骆侠挺的人办的。

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西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较聪明、落实得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调是民族自治。

2、报纸不必理会主旋律


慈禧时期，梁启超等人可以自由办报，表达不同政见和批评意见，图为梁启超铜像。（网络图片）

慈禧时期毕竟是皇权专制统治时期，当然不可能实行民主制度下的彻底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那时候的政府也没有去控制媒体，强迫全国媒体统一发出一个声音，重要新闻统一用皇家通讯社的通稿，或者只报导正面消息不准报导负面消息；更没有要求媒体必须去赞颂朝廷“伟大光荣正确”，去高歌君主专制有理的主旋律。至于举国上下媒体每天都祝愿太后“万寿无疆”，高喊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更是慈禧太后绝对不敢奢望的。

1904年11月，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我们来看看对联的内容：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在报纸上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大胆地讥讽，而且是在君主至上的极权制度下，真让如今共和制下的中国人羞愧和羡慕呀。

慈禧时期民间办的的媒体也分派别，有保守派，改良派，还有革命派。其中改良派是主体。无论哪一派，都不会按朝廷旨意和指示办报。报纸不是奉旨而办，遵旨宣传。自主办报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特征。

3、媒体可以表达不同政见和批评意见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时务报》上的一段话，原文是文言文，我整理成今天的语言。这是一段警告以慈禧为首的朝廷必须变法的话：国家必须变法，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与其被别人强迫变，不如自己变。自己变可以操纵局势，别人变就由不得你了。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至于如何改变，根本在于要变教育，关键在于要改变干部制度。

《时务报》是改良变法派的喉舌，1896年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主笔。这家报纸系统全面地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和要求。公开谴责政府压制民权，主张报纸的作用就是要监督政府。梁启超认为，报纸有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

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有吃辣椒人的冲劲，公然大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民权思想，提倡民权平等。它们还大量报导负面新闻，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贪官污吏都极为害怕。在天高皇帝远的极权专制社会，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有了可以报导负面消息的报纸，他们必然顾忌。

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更是个说话大胆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统治者害怕国家的真正的主人，必然使之弱而愚，使人民无所知觉，以便自己得以长期窃国。

严复的言论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可见那时候政府对舆论宣传阵地的控制软弱无力。

现在的《大公报》已经成为政府在香港的喉舌了，而早年的《大公报》是以敢骂敢言而著称于世的。1902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敢于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甚至敢点名批评父母官。

皇城根下的北京也有仗义执言的报纸，即《京话日报》。这家报纸1904创刊，它敢于公开揭露王公贵族暴行和官僚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丑闻。敢于揭露黑暗，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例如，那王府的王爷指使管家活埋了侍妾，就被《京话日报》曝光；宛平县令受贿，也被《京话日报》公之于众。对于这样一家在皇宫眼皮子底下为大清盛世抹黑的报纸，慈禧太后不仅不禁止，还传旨要送来报纸给她和光绪皇帝看。这样一份报纸居然办了2年后才被封，当时清政府封报的借口是报纸的主编结交改良派人士，属于“附和匪党”。

4、新闻采访不受限制

当时，记者采访新闻不受限制，没有这个可以采访，那个不可以采访的规定或指令，重大事件会有多家媒体去采访报导，人们可以从不同报纸不同角度的报导中更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不会有什么事情统一以朝廷撰写的稿件为准进行报导的霸道而荒唐的指令。那时的报社不仅靠自己的记者采访，还会聘请特约记者。有的报纸还向社会征集新闻。对重大政治事件往往要派“机动”记者现场采访。

如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根本不允许民间办报。报纸本身就是权力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慈禧那时候与现在不一样，政府允许民间办报，也让你说话，如果你的言论超出政府忍耐的限度了，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了，才封你，或者制裁你。任何专制统治者对于动摇自己执政地位的言论都要追究，慈禧也不例外。下面几件事是慈禧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例子。

（1）康有为在1896年1月北京办了宣传改良的《中外纪闻》，才4个月，就因为政治见解与当时的政府不同而被封了。由于办报没有什么限制，你朝廷在北京把报纸封了，我到上海再办。康有为又到上海办了《强学报》，过了1个月又被封了。几个月后，康有为又办了前面提到的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时务报言词激烈，许多爱朝廷人士上书慈禧，要求查禁该报，不知道慈禧这次为什么没有下令查封，直到直到两年后戊戌变法失败后才查封。

（2）《苏报》案

《苏报》案是慈禧时期轰动新闻界的大案，也是慈禧压制言论自由的重要事件。

《苏报》由一个下台的县团级干部陈范创办的。陈老板请了当时的知名人士章士钊担任主笔，蔡元培和章太炎是主要撰稿人。

1903年6月29日，《苏报》发表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光绪皇帝连性命都操纵在慈禧手里，不过是个小丑，连麦子豆子都不分，还指望他改革立宪，简直是白日做梦。要立宪，必须革命。“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

这篇文章立即被其他报纸转载，广为传诵。

《苏报》还介绍了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书中号召人民以华盛顿为榜样，推翻清政府统治。章太炎说《革命军》是全国人民的必读书。

这样公开号召推翻清朝的文章惹怒了当局，《苏报》被封，章太炎和邹容也分别被判处3年和2年徒刑，邹容病死在了监狱里。

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章太炎和邹容是犯了死罪的，但由于《苏报》是在上海的租界里办的，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案子要在租界里审判，虽然也是大清的官员审，但判决要受租界法官的制约，所以章太炎邹容没有被斩首。

在近代史上，租界是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者的安全岛。

（3）沈荩案

1905年。慈禧政府与俄罗斯秘密谈判，准备签署会导致帝俄继续控制东北和蒙古的条约。当时以日本报纸探访员身份活动的革命党人沈荩获知了密约，把它披漏给英文媒体。密约被媒体刊出后，舆论哗然，引发了抗议浪潮，结果条约没有签成。后来沈荩被政府逮捕，慈禧下令将他“杖毙”，即用棍子活活打死。所以，沈荩案被看作是慈禧在扼杀新闻自由方面所犯下的暴行。但最近也有学者考证，沈荩被杀是由于他的革命党的起义活动，与披漏密约无关。

不管怎么说，慈禧做为当时的专制集团的核心，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必然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本文所例举的历史事实不是要证明清朝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是要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引发我们的思索，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不要说反右文革那个极其残暴的岁月，就是到今天，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赶不上慈禧时期？是不是我们比慈禧还虚弱还反动不成？为什么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写得那么好，却就是几十年得不到落实，是谁的权力和力量那么大？为什么？

我们必须思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 郭老学徒

2019-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