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1月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习还请基辛格传话。

随着贸易战90天大限逼近，中美互动备受瞩目。近日川习通话，发出积极的信号。但中共外交部一句“防止战略误判”，令外界疑惑，谁又在误判了？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3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中美建交40年称，中美双方要“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防止战略误判”。

上周六（29日），川普与习近平通话后向外界发出积极信号，指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虽然没有类似说法，但也提到“成功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团队积极推进落实”等。

31日，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辞又称：“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此前北京刚刚举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

《金融时报》发表专栏作家文章承认，“中美建交40年”与“改革开放40年”几乎同步并非偶然，也就是说，美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美国首先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帮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让中国经济融入国际。这个期间，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但是，在2018年以来美中贸易冲突日益严重的阴影下，文章发问，北京的老朋友哪儿去了？

美“鸽派”转向

此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2月18日在纽约庆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北京的一些“老朋友”、“中国通”或“拥抱熊猫者”出席，他们回顾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

文章说，来自西方的这些鸽派外交官、学者、政治家、高管和企业家并不是鼓吹“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者，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才更值得注意。

“比起鹰派，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为幻灭了的鸽派所推动。”《经济学人》在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国应该少关心老敌人，更多关心前朋友》中指出。

代表美国商界的93岁高龄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

“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

格林伯格的《华尔街日报》评论在美国的中国观察者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金融时报》说，但震撼力不如11月初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论坛上的演讲，其更是咄咄逼人地“打开天窗说亮话”。

保尔森严厉批评了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来在经济领域的种种做法。他认为很多措施“非常不公平”。这个曾经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美国共和党人士说，他支持川普总统改革世贸组织的提议。

他说：“美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并不对外国竞争者开放。他们保留了对合资企业的要求、所有权的限制。他们利用技术标准、补贴、申请许可程序和各种规定等一些非关税的壁垒来限制贸易和投资。简单地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大多数与会人士对保尔森的直言不讳和清晰论点表示赞赏。

文章说，最重要的是，这些“前鸽派”有一种共识：20年耐心地劝诱北京改变并没有奏效。

中美贸易纠纷不是美国先挑起

根据《从鸽派到鹰派：为什么美国温和的中国观察家对北京日益持怀疑态度？》，曾经是北京的长期支持者的戴博在接受《南华早报》12月13日的专文访问时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并不是美国率先挑起的。

戴博曾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华外交官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他参与了11月由斯坦福大学附属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惕》的报告研究小组。

这篇报告指出，美国学者在访问中国时早已面临了诸多限制，并呼吁美国智库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接待中国学者。

“美国的中国政策机制涉及各个政府部门和国会双方成员，他们希望改变对华策略，而不是编写这里一条新的法规、那里一张营业执照这样特定行动的愿望清单，他们想要谈论高端原则。这意味着告诉中国不能以美国为牺牲品。”

美国知名智库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11月29日发表213页的重量级报告，警告中共在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

该报告的另一个“中国通”参与者是前美国驻华大使（任期1985～1989年）温斯顿·洛德，他是基辛格秘密 访问中国大陆的高级随员，在1972年与毛泽东的会晤时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做记录。

他说，中美近年来冲突已经大大升级，在亚太地区，中方试图将美国赶出该地区是不可接受的，利用网络盗窃商业机密是不可接受的。

很多国际主义者担心北京正拉拢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使其能够接受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威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其它思维模式。

“老朋友”认清中共了

文章问，这些被中共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难道不再为北京站队了？

何谓北京所说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的作者方可成分析了1949～2014年《人民日报》出现“老朋友”的高频率，发现都是在中共政权面临危机、急需外界帮助的时候。

如1978年，中国经毛泽东几十年折腾，经济几乎崩溃，政权危机，因此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其次是1990年，在“八九”事件之后，北京被孤立，需要“老朋友”来帮助它恢复国际关系；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国，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哀悼或祝贺，因此被称为“老朋友”。

自1997年以来，官方使用这个词的频率一直在下降。

在2018年12月1日的川习G20峰会会晤前，北京最推崇的“老朋友”基辛格访问北京时，先后见了王岐山和习近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基辛格有三点表达得很清楚：一、北京需要超越自己的旧制度，才能真正引领亚洲；二、中美关系正在从合作转为对抗；三、中美双方都应该知道冲突的严重后果。

《金融时报》文章说，许多人把川普的对华策略归罪于鹰派把持，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忽略了全面的考量。

整个美国朝野，特别是这些“曾经试图了解中国的美国友人大规模地转向”，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认清了中共。川普发起贸易惩罚源于此，在美国有着广泛的基础。

目前只剩下60天了，美国“鸽派”纷纷转向，如果中共此时还在想着要美国“防止战略误判”，恐怕是真的“误判”了。

来源：大纪元记者程静报道

2019-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