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下令张克侠策动了七七事变。（网络图片）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原来国军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1948年，张克侠与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阵前倒戈，致使国军惨败。何基沣不是别人，正是卢沟桥抗日前线吉星文团长的顶头上司。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的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于是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就算它偷袭国军，勾搭日本人，借机壮大自己，也没有直接杀人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李鸿章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同意拆毁大沽炮台，驻兵北京至山海关一带。（1923年，故宫太监湮灭罪证，纵火建福宫，意大利军队冲进去救火，不然紫禁城就没了。）这个不平等条约，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必须概括承受，直到1943年另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止。欧战德皇退位撤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沙皇旧约。西方列强逐渐与民国友好，节制行动。只有日本扩大侵略，制造局部军事冲突，意图蚕食华北。国民政府竭力周旋，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宋哲元29军驻防平津地区。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蒋委员长说不知道何应钦答应日本人的私信，发现被共党钻了空子，挑起战祸，不由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死难血债都算他的，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死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和老蒋不对盘，后来也送了命。不然为什么这位“民族英雄”，八年抗战从未委以要职，胜利后才当上77师37旅旅长，蒋委员长到底是什么考虑？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中国共产党快完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集团，必须为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还。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共产党直接或间接，大约杀害了二万万中国人。

大跃进最惨，人相食上史书，非自然死亡总数，估计八千万到一亿二千万。抗战次之，三千五百万中国军民牺牲。再来是国共内战1260日，49年后清洗国民党军政人员，土改时期杀地主打浮财，各项政治运动。相较之下，文革是共党整自己人，死人还算少的。

作者：朱仕强

2018-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