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网红为何越来越低俗（网络图片）

最近，无锡市民李先生反映，他半年内给某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一位女主播打赏了近10万元，之后发现该主播直播时存在低俗、色情表演，加了她微信后，对方时常向自己索要钱财。李先生将该女主播告上了法庭，要求退10万赔30万总共索赔40万。

网络主播天佑在直播当中“谈及色情，张口就来”。还居然用说唱形式，详细描述吸毒后的各种感受。除了天佑，还有直播吃虫子、穿耳洞、吃蛇、捕猎野生动物、半裸体诱惑打赏等等低俗、色情、诱导充值行为，甚至部分主播为了推高流量，吸引粉丝，直接突破法律的底线。

网络直播突破底线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愈发向无底深渊滑去。从直播“露肉”到直播“造人”，又到现在的直播吸毒等，内容越来越不堪。而这些主播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借触碰底线来搏出位，以此换得更多关注。

当然，“网红”并没有原罪。在一个自由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舞台，营造可以阶层间自由流动的公平空间。网络的确给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可以展现才华的舞台，“网红”本来应该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但看一些“网红”的表现，显然不是靠比才华、比能力、比知识，而是在比丑。所谓的比丑，是指行为举止上的无底线、无下限。

但要成为真正的红人就不容易，“颜值”高者，往往会发现跟自己竞争的有数不清的更高“颜值”者；有才艺，智商“爆表”的人也会悲催的发现，想当红人的学霸太多，脱颖而出太难。炒作因而成为网络主播跻身更高层次、获取更高关注和更多资源的入门级功夫，但炒作的人太多，就越来越考验独特性、稀缺性。空前的竞争压力，催生了网络主播的炒作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这就给仍旧选择坚守的主播们带来了更大的考验，怎样才能从中脱颖而出，获得更高的关注。在这样的前提下，网络直播出现了两个发展方向，其中一个就是通过不断挑战社会底线来谋求生存的方向，另一个则是通过正视身份地位、优化内容质量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方向。如果单从“效率”来看，显然是前者更快，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观众的青睐，但这样做的前提就是以破坏公序良俗为前提。

扬名立万之心，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今昔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过去的人想出名，凭的还是令人叹服的好风骨和真本事，扬的是“美名”，而今有些网红以“搏出位”或“秀下限”而出名，出的是“恶名”、“臭名”。过去，“臭名昭著”还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现如今在一些人心里却成了香饽饽。

可资借鉴的是，在国外也有“网红”，但国外的很多“网红”，更多是凭专业精神、生活智慧和诚意勇气来获得公众关注。模样也非“锥子脸、铃铛眼、空气刘海”般千人一面，而是有小至7、8岁虽患重病仍热爱生活的儿童，老到七八十岁仍大胆追求时尚的爷爷、奶奶……

现在火爆网络的“网红”，虽然令不少人厌烦，但也有不少人羡慕他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甚至拿他们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而且“网红”也迎合了不少人低俗的趣味。如今，只要出了名，不管“美名”还是“恶名”、“臭名”，都会有利益不请自来。可以说，正是这些人，一手捧红了某些“网红”，拉动了“网红经济”。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从某种意义讲，低级之所以广有市场，跟高级缺乏有关；无节操之所以能走红，跟有节操的供给太少有关。这其实才是“网红”虽遭多数人唾弃却傲然挺立在市场上的重要原因吧。

我们频繁抨击直播内容的无节操、无下限，奈何观众还是一批批地围观和打赏，为何直播乱象不断触及大众道德底线，却迟迟没突破观众的接受下限？这也印证了网络直播的一种发展趋势：内容越奇葩关注度就越高，就越刺激各路主播冥思苦想、损招尽出，甚至不惜生命。而其动力来源就是关注度，倘若没有观众，这类直播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所以直播乱象的根源不只是主播，还有成群在多元化娱乐背景熏陶下缺乏价值判断、迷失自我的人。

《娱乐至死》中写道，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

正如赫胥黎对文化获取的担忧一样，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是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针对这类直播平台，无论是主播还是观众都是在不加选择地放纵自己的欲望，长此以往，好奇心只会转化为窥探欲，而不会成为求知欲，想象力只会浪费在意淫中，而不会成为现实的推动力。

我们都是生活的始作俑者，理智直播，合理出名，杜绝价值观扭曲的直播。青春和躁动宣泄到更有价值的地方上，才不至于成为娱乐的牺牲品；感知和理念触动到现实中去，才不至于成为虚幻世界的傀儡。

作者：风青杨

201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