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名记者剖析美对华政策演变和川普政策

2018-09-04 2018-09-04 804 0 Comments

——中共治下的中国能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吗？

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记者格茨（Bill Gertz）日前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专访，深度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以及川普对华政策的方向。格茨表示，从中美关系破冰到中美关系紧张，过去的美国政府从一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就存在本质上误导，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川普正带来对华政策的大改观。

格茨说，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蕴藏了巨大的矛盾——改变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但他们没有改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所有事情都在进行强力的中央控制、内部安全以及压制政策。

格茨说，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蕴藏了巨大的矛盾——改变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但他们没有改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NTD)

以下为采访全文。

记者：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上世纪的美中关系破冰被认为是一种战略上的辉煌。但中国战略专家皮尔斯伯里（Michael Pilsbury）的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却指出，美国从一开始就对美中关系存在本质上误解。请问美国从一开始对华政策就错了吗？

格茨：是的。我想尼克松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开放是一种“战术策略”。换句话说，就是打反对苏联的中国牌，在当时占一席之地，也被认为是一项大的外交成功政策。

尼克松过去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者，所以他对中国（中共）的开放政策也遭到支持他的保守派批评。问题在于，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该政策没有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就有点像启动了自动驾驶，这是美国政策脱轨的地方。可以说，他们基本上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以为通过接触——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专制政权进行无约束的接触——终将带来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

格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打击苏联的巨大努力，有助于加大苏联和中国（中共）之间的分歧、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当时被认为有价值，但它是否成功则是个问号。

等到了苏联解体，美国没有重新评估美中关系，而这是他们本应该要做的。我想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的人士，他们想要维持过去的政策，并试图与中国（中共）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真正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

记者：在美国对华关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商界也主导了公共政策。这是否也导致美国对中国（中共）的认知走上歧途？

格茨：多年来，我一直在发出警报，我称为“中国（中共）威胁”，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以及我在2000年出版的书《中国威胁论》。我从一开始就认为，美国对华的基本策略是错误的。

这种策略的部分内容是，如果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和商业互动将产生适度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中国从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演变。

这个假设一直是美国过去30多年来的基础，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它被证明存在根本上的谬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在向民主制度演变，事实上，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就像是人们常说的第二次婚姻——希望胜过经验。

不过，你不能把国家安全政策建立在希望上，你不能只是希望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然后就能带来更和平、更民主以及更开放的中国。

记者：是否这个错误是一厢情愿的呢？跟美国大公司的唯利是图有关吗？思科、微软，都在中国赚了很多钱。

格茨：没有人翻看过他们的账本、知道他们在中国赚了多少。要知道，每个企业在中国都受到严格限制，中共要美国公司大量转让技术，它们对美国公司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限制。

另一方面，从商业社会的角度来说，它们也是基于刚才说的愿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新兴市场。他们说：“我们尝试让中国进入商业领域，并希望美国资本主义的理念能够在那儿被接受。”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理念没有被中共当局领会，我们却看到了中国退步到了一个有更多意识形态和表现更强硬的共产主义立场上。

记者：那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部门去推动公共政策，是否本身就会存在被忽视的风险？或者说，会损害我们的长期利益和价值观？

格茨：是的，的确如此。首先，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开始明白了与中国（中共）做生意是高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于中国（中共）将窃取其最重要的专业机密，他们的工业和经济机密。对于许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而言，这一点确实变得更现实清晰。

我跟在中国待了多年的生意人交谈过，他们举例说，中国（中共）通过法律要求公司提供其专有软件及网络的源代码，这将损害他们最宝贵的机密。现在，中共还没有执行这项法律，但已经摆在书面上，它们可能会强制执行。同样，美国商界之前的希望——通过商业和在中国做生意将对中国产生适度影响——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没有一点用。

许多商界领袖已经接触美国政府，并表示，我们被中国（中共）暗地里偷了，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技术，因为它现在确实是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引擎。

所以在川普（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他们一直非常积极地迫使中共往回撤（注：撤掉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我们也看到他们往回推面对的重大阻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川普最近签署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格茨：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川普政府编写的新对华战略、往前迈出的一大步，最早的应该是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然后是今年1月出台的新国防战略。在这两份报告中，美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将中国（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是一种外交辞令，意思是美国不再接受中国（中共）将成为一个支持自由、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远景。

我想这是NDAA首次将这一新策略编入许多领域。

我们看到报告提出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我想这是川普政府的一个真正重要的战略举措。台湾真的是一把指向中国（中共）核心的民主匕首。

通过美国对台政策的倾斜，NDAA呼吁美国与台湾进行军事演习，其实这是常识。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美军在某种程度上有义务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大陆攻击，但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对美国与台湾的军事互动施加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我认为新的NDAA是真正促进了美台之间的更紧密合作。

记者：我们是否会看到川普对华政策有一个重大改观？

格茨：的确如此。就像我说的那样，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是政策的结构性转变。我想说，自上而下的政策真正对各政府机构——无论是商务部还是五角大楼或司法部——产生影响，可能要经过数年时间、也许两三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重大变化。

一个例子是反间谍领域。多年来，联邦调查局（FBI）很少把中国（中共）间谍活动当作目标。现在变了，在川普政府执政期，开始认识到中国（中共）正在构成情报威胁。他们正在用情报活动来影响美国的运作，最重要的是用于技术盗窃和工业间谍活动。

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与台湾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我们也看到了打击中国（中共）网络攻击的更大努力，这些网络攻击一直在大量窃取美国政府机密以及私营部门的公开信息。

记者：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是什么让川普不同于过去的总统？

格茨先生：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研究了现任总统川普的政策，留意到早在2012年，川普就在他的书中谈及，要打破美国商界对中国（中共）的看法。具体而言，他提出我们要真正关注、且不能忽视中国（中共）的人权侵犯，以及要调整成从商业角度来看中国（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我认为，对于总统川普而言，这确实是其新政策的主要推动力。

他当时没有聚焦在中国（中共）威胁的安全方面，主要专注了中国（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我想他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真正重新调整美国政策，而且践行了他之前说过的、并准备好要做的事，而他制定的美国优先政策，旨在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记者：你认为川普走在正确的路上吗？

格茨：总统川普在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过去，造成了许多问题。我们也看到中方的有趣反应。

一个是我们看到中国（中共）在向俄罗斯靠近。我们看到了新的俄中轴心出现。中国（中共）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联系的一个原因是，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是在试图再次遏制中国（中共）。这不是总统的指令（directive）。川普总统经常谈到他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非常好的友情。只是到他行动时，他的声音需要比说好听话的声音更大。

记者：你觉得中国（中共）能理解和认同美国的这些核心理念吗？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否能成为一个持久的超级大国？

格茨：首先，我认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1991年苏联解体是一个警钟。中国（中共）领导层明白他们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否则，他们像苏联一样注定要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崩溃。

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我想这一过程中共是想要使共产主义再次强大。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因此，他们改变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但他们没有改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所有事情进行强力的中央控制、内部安全以及压制。这些是他们无法放弃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关键特征。

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放松意识形态、并迈向更民主的国家，他们最终会像苏联一样。

从经济方面来看，它们的口号是“致富，让所有人都共同富裕。”但事实证明，中国现在存在着猖獗的腐败现象，同时贫富差异巨大。沿海城市和精英从该系统中受益，但其它地区则陷入贫困和悲惨的困境。这是中国（中共）无法应对的内部矛盾。

虽然它们搞了许多公共形式，并转向支持更强硬的共产主义，但它们也认识到自己缺少核心价值体系。

我认为中国（中共）领导层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研究过一党专政或一党政治制度，他们也在寻找能够把它们所有的一切都稳住的价值体系，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因此，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中共）体制内存在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强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而另一面是准资本主义以及半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

记者：所以它很难起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不能创造一个持久的超级大国。

格茨：有些西方人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发展将对中国（中共）领导层的压力产生影响。不过这种观点也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中产或多或少都是中国（中共）体制内的一部分，介于政府与党内精英，还有军队等统治国家和其它事宜之间，所以它们是不稳定的。

我想西方有责任迫使中国（中共）考虑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体系。

最近作为随行记者，我跟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访问中国大陆，我真的感受到那里是一个信息沙漠。我们处于2018年信息时代的高峰期，但你在那无法访问谷歌、登录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你只能在中国的外国酒店买到一些外国报纸。

我觉得中共领导层真的很脆弱。它们不理解老百姓想要畅通无阻地访问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国人正在突破防火墙，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s）等，在信息时代接入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