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作者：严家祺

（选自《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