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15年。2018年8月2日又重发在《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are-we-ready-if-china-suddenly-collapsed-27652

数周以前，AEI学者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他与一位资深中国学者的私人晚餐。席间，这位中国学者宣称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最后关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核大国的政治崩溃可是非同小可。华盛顿应该对此有何作为？首先是要走出自己的政治小圈子，与被边缘化的中国民众建立联系，为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向中国民众展示美国”与中国变局的道义上的利害关系。”即便中共在未来数年没有崩溃，这些措施也能帮助美国的决策者”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相对中国潜在的政治动荡和治理结构崩溃的规模而言，这些措施似乎显得有些鸡毛蒜皮。据奥斯林所述，这位匿名的中国学者和那些认可这些措施人认为，这些初步的措施是给中国民众的一个明确信号，即华盛顿一直并仍将站在他们一边。不过，如果中国民众的不满最终葬送了中共，口头上的支持不会让中国民众对美国心存感念。在另外一场至少与1989年的全国性抗议规模相当的危机爆发时，行动而不是言辞将是衡量美国对未来中国道义关注程度的尺度。

要为可能导致中共崩溃的政治危机做好准备，需要研究和计划两方面进行更加认真严肃的努力。在危机到来之前，与中国的打交道的思维模式中必须包括预想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的能力，以及分析中国事态走向的能力。数以万计的抗议示威提醒人们，尽管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国际强权，这个国家依然存在可能导致政治地震的断裂带。面对如此种种的预警，无视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的潜在可能或是无视任何其他可能威胁现政权的政治危机，以及无视北京将会采取何种措施防范此类危机的发生，都是一种道义过失。

这些工作的目的在于，当中国危机出现并蔓延全国的时候，减少决策者面对的不确定性，并且确定华盛顿可以用何种方式和在那些抉择关头可以影响中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出努力减少不确定性，对未知的恐惧将很可能驱使美国的决策者在是否支持中国政府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盲目无知而非信息充分且深思熟虑的决策。

此类研究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确定中国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中共利用掌权的六十多年时间肢解中国的民间社会并将它自己的势力安插进所有可能成为政治势力的团体。那些拒绝合作的团体，比如法轮功，都最终沦为政权的弃儿和追剿对象。初生的公民社会和活动团体在中国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迷宫的盲点里侥幸生存。如果华盛顿试图获得”道义筹码”，就必须理解中共之外的中国政治文化。

2003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就萨达姆·侯赛因倒台之后的伊拉克政治前景编制了一份评估报告。这份文件采用了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的定期分析报告提供的最新资料，准确分析了后萨达姆时期美国管制下的伊拉克爆发的教派冲突和国内分裂。不过，甚至不清楚当前能否对中国做出这样一份报告，更不用说以某种准确的方式。这样一份报告不会是关于维吾尔人或藏人，而是有关12.4亿必将决定中国专制或民主化未来的汉人。

第二，要建立、维护并及时更新一个中国领导层（包括他们的家人）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一些关键要点，诸如可以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他们的电子和电话联系信息。美国政府一定像彭博社和《纽约时报》一样有能力获取此类信息。一旦中共土崩瓦解，那种紧张的局面势必让众多干部们开始考虑他们个人和家人的福祉而不是党的存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每个人都会关注自身安危并寻求一个逃出生天的机会，中国的体制性凝聚力很可能因此摇摇欲坠。在这种形势下，对北京决策的影响力将会是高度个人化的，而如果华盛顿试图左右事态的走向，那么有能力接触中南海里的决策者个人以及省级领导人和安全官员并打造某种激励机制将是至关重要的。

如同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库，这个项目中应该附带有（中方人士）与美国官员和其他政要会晤的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华盛顿方面可以了解哪些人可能有现成的关系，并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可以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去接触中国官员（这或许还有助于一些常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中方谈判人员总是显得比他们的美国同僚做了更多的功课）。这也要求白宫方面在有关和北京打交道的问题上必须保持诚实，至少是对美国自己的官僚体系——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白宫并非一直如此。

第三，判断中国内部维稳能力，包括国内的情报和武警实力，对于了解动荡是否正在接近临界点极为重要。绝大多数有关中国未来的研究经常假定这个国家的维稳体系会运转良好，而没有认识到他们保卫政权的能力取决于涉及公民活动人士和技术两方面因素的动态平衡。如果政治变动以大规模群众抗议的方式在中国出现，就说明那些有关一支忠诚而干练的维稳队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

与此相关的是，任何军队干预的决策即便不涉及到习近平领衔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中共中央军委，也至少会涉及到解放军各总部。一旦中央下达了命令，军队领导人就必须做出决定——支持现政府，自己掌权或是静观其变？尽管绝大多数解放军军官都是中共党员，但是自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以来，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和邓的时代，中国领导层都是由军政双重精英主导。解放军或许正在形成一种专业认同而区别于它的政党认同。中国迅猛的军事现代化一直要求军官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更加专业化，而军队深处封闭的大院，相对而言孤立于社会并且缺乏共同的社会经验更加强化了这一趋势。如果解放军的专业化加强了解放军应该成为一只国家军队的想法，那么美国决策者必须了解——他们必须了解哪些人有这样的情绪。

第四，当个别骚乱事件开始蔓延为一个更大规模危机的时候，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需要推断北京可能面对的决策选项。首先，中共领导人势必要做出评估，判断示威活动是否可以通过收买或抓捕抗议行动领导人而被瓦解。或者在骚乱向其他更多地区蔓延之前，能否对其进行封锁隔离并局限于当地。北京随后面对的一系列决策选项包括是否允许地方和省级政府部门在不牵扯中央领导层的情况下自行解决危机。由于复杂的机构设置，跨司法管辖区域的横向合作几乎不可能，那些跨省区的大规模抗议将要求中央介入协调行动。了解其中的运作机制以及在不同层级由何人做出决策对于影响事态的发展将至关重要。即便不能获取新的信息，这个运作流程中的某些部分和关键决策点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重要的事情在于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同时还必须牢记没有所谓的最终答案。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讲就是，详尽的计划或许毫无用处，但没有计划是万万不能的。

第五，美国政府需要找到方法与中国民众保持沟通，北京方面已经着手切断国际沟通渠道。长城防火墙或许并非密不透风，彻底封闭中国的互联网也并非易事，但正如最近干预VPN服务所说明的，中国能使得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变得极为困难。仅仅在网络上进行美国的宣传努力而没有其他后备选项，充其量也就是有勇无谋的蛮干。如果找不到有能力规避言论审查的备选方案，那么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保持在紧急状态下向中国发送无线电广播的能力。

最后，应对这种偶发事件所需要的那种针对性的情报工作或许还没有开展。如果当前美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机关——包括美国外交部门——不适合承担这些任务，那么适当地重新考虑如何积累有关的专业知识、如何搜集和处理情报以及如何管控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则是需要现在就开始着手的事情。这里的问题未必是做出多大数量的努力——如同有些人宣称美国情报部门所需要的那样——问题在于明确目标并不断努力保证上述措施的可持续执行。这些工作将要求决策者直接参与，因为他们有能力搜集到有关的个人资料，而且情报工作的边界是由决策需要决定的。

如果华盛顿对中共正在走向垂暮感到忧心，那么要想明确自己在中国的变局中的道义利害，除了关注其日常的政策制定问题之外，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中国的政治图景，并在中共领导人再次对他们的民众扣动扳机之前对他们施加影响力。若无未雨绸缪的准备，美国和国际其他领导人会发现动荡的中国前景令人不寒而栗，或许会认为中国的崩溃是”不可承受之重”。他们甚至会像1989年那样袖手旁观，不知道最佳行动方案，也不了解如何对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施加影响。这或许也没错，但是如此重大的决策不应该是基于盲目无知、先入为主的心理想象或是危机爆发时收集到的零碎信息。

作者：译者：李骏

2018-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