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前夕，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被官方通报的同日内，陆媒发布了关于郭正钢妻子吴芳芳“烂尾地产”的调查报道。几乎同步的爆料节奏，引起外界对腐败官员背后“贪内助”的关注。以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为例，丈夫“发迹”妻子“发财”已成为官场潜规则，刘铁男案也使得官场情妇现象浮上台面，成为贪官连环套里重要的一个环节。“后院干政”为何频频出现？官员的自身的官德丧失、权力观的扭曲为部分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古时“封妻荫子”等封建传统观念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毛泽东夫人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为所欲为，便是为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首例的“后宫干政”事件。这些问题也折射出了中共当前的反腐软肋，即权力的失控与监管缺失。
　

网上流传的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烨照片
网上流传的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烨照片
　　
2015年2月16日，官媒发布对苏荣案的通报，全文虽然只有四百多字，但措词相当严厉，罕见地批判了亲属干政一事：“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官方虽未明确指出苏荣亲属身份，但其妻子于丽芳“卖地”、“雅贿”等不法行径早已广为人知。关于于丽芳，有两个被外界熟知的“特点”，一是颇具“官威”，二是善于敛财。苏荣主政江西期间，于丽芳频繁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插手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还卖官收取巨额贿赂。备受外界诟病的便是其插手卖地致国有资产流失1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一事。
　　
官员前台倡廉，妻子以及情妇们后台受贿的现象不独苏荣案，以其所在的“新四人帮”为例，可以称的上是“冰冷的手铐有他们妻子的一半”。令计划之妻谷丽萍与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同被外界贴上了“贪内助”标签，且并称“二谷”。与谷开来通过很多金主明目张胆地在商业领域大捞特捞相比，无官阶但妻凭夫贵的谷丽萍是通过公益社会组织这个灰色地带发家致富。谷丽萍不仅卷入了铁道部刘志军的巨大贪污案，还负责协助周永康打点、管理在四川的巨大资产。其从高铁建设中赚取的40亿元相当一部分是在帮周永康敛财，引舆论界哗然。
　　
相比“二谷”，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烨则神秘许多。央视女主播沈冰在其自传中写道，贾晓烨异常低调，毫不起眼，但并非像港台媒体所说的那样，比较清廉，实际上“她通过帮别人升官捞了惊人巨额钱财，已经被捕的前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广东时，为了升迁，送给贾晓烨数以亿计贿款。”还有报道把薄熙来和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跟贾晓烨扯上了关系，称“在节假日和贾晓烨的生日，薄熙来和王立军都送过贾天价现金和珠宝作为礼物。” 在一个个钱权交易、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的黑幕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甚至数个女人，要么是风情万种索要钱财的情妇，要么是助纣为虐的妻子。
　　
官员落马后“枕边人”也“步其后尘”的现象为何频频出现？有分析指出，一方面是缘于官员自身的官德丧失，以及权力观的扭曲。一般来说，作为官员的亲属不劝阻领导干部守住贪腐“底线”，反而成为教唆领导干部犯罪的元凶，还充当着贪腐的“经纪人” 或充当“批发商”，却为不妥。但客观而言，贪官获罪根源还在与自身的作风与政风，他人算作是推波助澜。被中共评为“革命伴侣模范夫妻的”周恩来夫妇为例，《福建党史月刊》曾发表文章《周恩来如何亲自降邓颖超一级工资》。文中记述周恩来严于律己的同时，也会在很多时候“委屈”邓颖超。邓颖超是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机要局局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领导人，也国民政府的参政员。因此，确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可以定为行政3级或4级。但是，邓颖超也要求给自己定为行政5级工资。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压下邓颖超的一级工资，降为6级。
　　
另一方面，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上述的案例中，多有封建传统时期的“封妻荫子”的影子。中共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为所欲为，其权力凌驾于多数政治局常委之上，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也是首例的“后宫干政”事件。有大陆媒体报道称，1938年11月20日，从夫人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未与贺解除夫妻关系时便与江青结婚。中央曾对江青“约法三章”，即20年内不许参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禁令”逐渐失效。江青从文艺界入手，积累了大量的干政的政治资本，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人帮”成员之一。外界评论认为，对江青从政的默许可谓是毛泽东晚年最大的失误。
　　
“诰命夫人”已经成为官员堕落腐化的替身。这类腐朽没落的东西，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中不仅“死灰复燃”，且大为盛行令人忧心。
　　
摘自 综合新闻
　　
2015-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