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重庆,蒋介石参加胜利日茶话会。

蒋介石从1917年(30岁)即开始记日记,直至1972年(蒋于1975年去世),五十多年间,几无间断。现在,蒋的后人已将他的日记,捐赠给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供全世界学者研究。

从报上看到蒋介石有关抗日的几段日记,似看到了蒋当时对日本侵略的思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即9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蒋介石在这里所说的“粤逆叛变”、“内部分裂”,并不是说中共与红军,而是指当时主政广东的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1931年,乘国民党元老之一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一事,陈济棠即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等则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任第一集团军司令。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蒋介石所处,并非真正一国之元首的地位。

除了中共与红军的力量在不断扩大外,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各自统兵数十万的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这三大派系,都在积极进行反蒋。1930年四月,蒋冯阎李在中原地区爆发了上百万兵力厮杀的大战,虽然最后由于东北张学良的支持,以蒋介石获胜告终,但冯、阎、李三派并未彻底垮台,只是表面臣服而已。而且,很快又出现了陈济棠在汪精卫支持下公开反蒋的局面。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侵略事变,还能有多少精力?

过去,蒋的一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人们都以为他只是针对中共与红军。现在看来,这“安内”的含义,比人们对此口号的认识,要广阔得多。

历史的真相,往往出乎人们的想当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

这应是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之前景,所抱的最积极态度。

其实,蒋介石自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了日本驻济南军队惨杀中国人的“济南惨案”后,便对日本变为恨之入骨,从此,每每在日记中都会写上“雪耻”二字。

1931年10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交涉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也。”

1937年7月30日,北平沦陷后,蒋在日记中更是愤书:

“雪耻。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

对正式开战抵抗日本的时机,蒋介石认为,他有过误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7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认为日本人虽然野心勃勃,但他们还没有到敢于全面与中国开战的力量。因此,蒋介石对“七七卢沟桥事变”采取了强硬态度,欲借此迫使驻华北的日本军队有所约束。但是,到7月底,战势并未如蒋所期望,日本军队的猖狂不仅未能被扼制住,相反更甚,竟先后占据北平、天津。

因此,蒋在其“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当时负责抵抗日本的国民党29军军长——陈注)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整。此则余对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谋大乱之过也。”

显然,蒋介石认为,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打击一下日本的嚣张气焰,这个方针,看来有误。也就是说,正式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仍嫌过早一年。而他检讨这个误判之责,则是在于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

2008-06-22

作者:陈益南 来源:博客

2018-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