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政治学习过新年（网络图片）

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经历了当地的文革运动；文革中期，我参军到了总后第三军医大学，经历了军队中的文革时期。把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事情写下来，和大家一起反思。

初中生中的文革受难者

文革是一场人人遭难的浩劫，不仅老师不幸，学生也不幸。许多文章都讲述到老师的悲惨遭遇，较少说道学生的遭遇。我这里回忆两件学生同样受害的事情。

(1)一个初二男生的猝死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学校是由清末状元张謇等议创开办的，文革前是全省重点中学，1980年代后是全国重点中学之一。我们中学的学生，家庭出身多是两头”尖”：或者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或者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弟。文革开始后，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心理状态也不同。

1966年6月起，校园里陆续流传北京的各种消息，空气中飘荡着骚动不安的气息。终于有一天，高三学生贴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张大字报，革命开始了!接着学校由全天上课转入半天上课半天搞运动，再接着就停课闹革命。”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对文革充满了兴奋感，狂热而虔诚地读社论、贴大字报、批斗老师，把这看做是神圣的革命行动，并用此来评价衡量自己的同学立场是否坚定、政治是否正确，而这给了当时”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极大的政治压力，”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红五类学生的脸色，不敢有稍许的言行不驯。为了挣政治表现，这些学生被挟裹进运动。他们被要求积极参加控诉资反(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必须写大字报，必须坚决批斗老师。这对性格开朗外向的同学来说还能应付，但对性格内向沉闷的同学就很是煎熬。

一天下午，我们初二年级各班都在开批斗会。突然，隔壁教室搬腾桌椅一阵大乱，有人大叫”快去叫人啊!””快去校医室啊!”我们班学生呼啦一下冲进隔壁，只见一男生象一滩软面蜷在单人课桌下的空档里，他的同学正使劲往外拽他。校医赶来了，再一会儿，医院救护车来了。他班里同学说，他正在发言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说着说着没了声音，接着人就瘫下去，滑到了课桌下面。第二天早上，校长办公室里哭声阵阵，这学生的家人到学校来报丧，说他死了。死了?!我们极为惊惧愕然，昨天还鲜活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后来听他们班同学说，这男生好像出身黑五类，成绩很好，但一向胆小怕事，从不敢说不。他家人哭着告诉我们，自从班级布置他发言批判，他就连着几天睡不好觉，不知如何是好。为了写发言稿，头天晚上写了撕、撕了写，几乎一夜没睡。那天中午到家吃不下饭，又回到学校。有同学想起开会前他曾说自己不舒服，嚅嚅地央求别发言了，但没被同意。结果，居然是他死了。

这男生的死很快被淹没在校园的”革命”浪潮里，没有谁再提起他来，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老师游校游街日甚一日……

(2)如果不是我，也许那男生还不会被打得更惨

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都卷入了派别武斗，我们当地的武斗一样血腥。一派占据了城里，另一派退守到城郊。我们学校后门即是护城河，河上有一座桥，连通着市区和郊区的路。占据城里的一派将我们学校的后门修成了碉堡，日夜监视着桥和路。而退守郊区的这派则隔河布阵，伺机夺回城区。有一天夜里枪声大作，双方大打起来，后来听说那天晚上死了人。最后是城外的攻进了城里，我们中学就成了俘虏营，教室里关着城里那派我们学校守碉堡的学生。

第二天上午，我随着城外这派大队人马去了学校。为什么去，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发生的事50多年来一直在咬噬我的内心，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非常非常愧悔。那天我路过一间教室，战胜者们正在教室里围打一个男生，男生哭叫着央求着，无处躲避。我赶紧进去劝拦，但没用。于是，我想到了去找战胜者队伍的头，他曾经作为工宣队队员进驻过我们学校。我在校园里碰见了他，连想都没想，迎上去急急地对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他们在打人，快别让他们打了。””打人?””是，打轰派学生。”(当时我们那里分成对立的两派：拥派和轰派。)”走，看看去。”我以为他要去制止殴打，转身加快脚步领着他去那间教室。没想到，这头一进了教室就大声咆哮起来：”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和我们打!”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狰狞的一张脸，他的鼻子、眼睛、嘴似乎都被他的咆哮拧歪了。”嗡”的一声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扭头仓皇逃出教室，眼泪哗哗漫流满面，身后传来那男生撕心裂肺的惨叫。此后我一直不敢问、也没处去问那男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过去了，我连向他说声”对不起”都没能做到，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长什么样，只知道他似乎是初三年级的学生。

在军队经历文革的几件事

1969年底，我参军了。接着是在部队经历了文革中后来发生的事情。

(1)”九.一三”给我带来的思想地震

9.13给中共党内不同干部的孩子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几十年后回头看，才意识到9.13甚至影响到了我人生之路的选择。

文革时，是邱会作当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三个军医大学换移驻地，我们第三军医大学从重庆调到上海。相对而言，上海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好，于是1971年春军医大学恢复招生后，不少军内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到我们医大上学，其中有一些人的爹妈是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人。9.13前，这些人俨然是”骄傲的公主”、”高贵的王子”，在学校很招摇。9.13后，爹妈上了”林彪贼船”的几个学员突然被上面一个命令集中起来，接着神秘地消失了。

那时我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政治处工作，比别人听到的自然更多。9.13事件逐级传达后，我明白他们”被处理”了。他们本来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作为同是军队干部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彻底颠翻，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惊不亚于八级地震。电影”集结号”放映后流行一句话”组织靠不住”，而那时我突然感到”爹妈靠不住”。如果爹妈一摊上事，孩子跟着就遭殃。”爹妈倒台了，孩子能靠什么活?”这个问题不断地缠绕着我。自此以后，”政治太残酷，权势不可靠，靠本事活”成为我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个信念改变了我的选择，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

(2)两次全军一级战备

我在军队的10个年头，经历了9.13，经历了两次一级战备。两次一级战备与林彪、毛泽东直接相关。

1971年，我在军医大学文艺宣传队，我们经常与地方群众、友军单位联欢演出。当时空四军军部离我们军医大学校部很近，那年夏天，我们在空四军军部大礼堂联欢演出。礼堂内的四周墙上高挂标语：”誓死与空四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9.13以后，南京军区工作组进驻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师以上干部全被集中到上海财经大学隔离审查。据说我们那次联欢演出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勾结;墙上的标语被认定是反动标语。

9.13期间，在南京军区工作组还没有进驻前的一天，突然全院紧急集合，领导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所有人按照战时要求打好背包，把多余衣物统一交到军需仓库保管，个人信息资料2小时内全部销毁，全体人员随时待命。

上交衣物简单，难在销毁个人信息资料。按规定所有的个人照片、家信、日记本、笔记本、通讯本统统都销毁，等于要把自己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抹去，只剩下一个符号：战士XXX。照片，烧!信件，烧!日记，烧!工作笔记，烧!通讯本?犹豫了。一旦烧了，同学、家人、朋友，我都还能联系上，而唯有一位老外婆，就怕联系不上了。掂着通讯本，我犹豫不决。

9.13前的2个多月，我一场重病，住进了病房。我的病友是一位17岁姑娘，她外婆每天来陪护她。外婆也很心疼我，在照顾外孙女的同时把照应我吃喝拉撒的事全都包下了。姑娘出院时我要了外婆家的地址，想请到假就去看他们。倘若烧了通讯本，以后去哪里找她们呢?可是军令如山倒，容不得我违命，我只好把外婆家地址匆匆默记在心里。

解除一级战备的第一个休息日，我请假去上海外滩十六铺寻找那条弄堂，但没能打听到。此后又去找了两次，都是失望而回。一定是我记忆出错了!几十年来外婆的笑脸刻在脑海中，同时刻上了我深深的自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告前的几个小时，中央下达了全军一级战备的命令。那天下午2点突然下达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到位(即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待命;立即通知所有外出、探亲人员迅速归队。与9.13期间的一级战备不同，那次并没有要求我们销毁全部个人信息。战备动员时，领导说要严防北边苏修帝国主义乘全中国人民深深悲痛时搞军事突袭。那时我在医院政治处工作，要汇总各单位执行战备命令情况并向上报告。我的印象中，我们医院所有外出探亲人员全部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部队，无一人拖延。

(3)邓小平与人头、猪头

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他一出来工作就搞三项整顿，努力恢复院校、企业、科研单位的正常秩序。重庆当时是国家备战计划中的三线，许多军工企业都在60年代初从沿海大中城市撤到这里的大山沟里。随企业内迁的有数万名职工及其家属，极大地加剧了重庆生活消费品供给的负担，居民肉食品的计划供应严重短缺，这甚至影响到企业的人心稳定和生产积极性。于是，邓小平指示四川(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农民要多养猪，同时从外省调一批生猪进川，以改善职工生活安定人心。这指示随即见效，重庆三线军工企业职工欢欣鼓舞。但好景不长，1976年初重庆物质供应极度困难，人们生活极为拮据，群众不满情绪不断酝积。那几个月里周恩来逝世，人们极为悲痛，邓小平再遭批判打倒，群众极为愤怒。当时批邓的人在重庆城里刷大标语：”打倒邓小平”，不远处另一幅标语针锋相对：”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邓小平下台，千万个人头落地!”

(4)我们医院反动技术权威的文革处境

军医大学是军队知识分子的集结地，他们大多是医学研究的技术权威，在文革中也遭到各种批斗，处境很是困难。我到医大附属医院工作不久，有一次参加全院人员集体劳动，我们许多人在一起边干活边说笑，很是热闹，只有一个很瘦小的老头，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一角干活，没有人搭理他。我们休息、喝水，他也不走近，一整天一声不响。他是谁?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反动军人、反动技术权威”双料货”。这个老头是原国民党少将，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的院长。国民党从重庆溃败时他没有走，向解放军投诚了。解放军成立第三军医大学后，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一起被编进了三医大附属医院。我参军已是1969年底，文革初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大批斗已经过去，一些反动医学权威边恢复工作边接受群众监督，一些反动权威没能回到业务岗位，继续做惩罚性的劳动。想来这个小老头是属于后者，他被罚去每天打扫医院厕所，一直到我离开部队时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待遇。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反动技术权威，是泌尿科专家，姓蒋，待人非常和善。经过文革前期的大批判，他被半解放，即一边干业务一边接受群众监督批判。在工作中，一些革命群众故意整治他们，让他们的处境极为难过。一天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愤怒大吼：”手术室护士在反动权威给病人缝合刀口时，故意拿缝合表层皮肤的线，而不给缝合内脏的羊肠线，结果这反动权威既不敢说护士也不敢缝合，就让开刀病人敞着刀口躺在手术台上!你们这是整谁呢?!是整反动权威吗?那病人不是劳动人民吗?!你们是在迫害劳动人民!院里宣布给这护士严重警告，今后谁敢在医疗上难为反动权威，我就直接处分了他!”最近我的战友告诉我，院长说的这个”反动权威”就是蒋医生。好在我们院长很正直，尽可能地保护了他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作者： 蔡霞 来源:巍言耸听

2018-05-19